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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爾斯泰自述(編譯者前言)

  • 作者: 黃忠晶
  • 來源: 古榕樹下
  • 發表于2019-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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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1828-1910)是19世紀后半葉到20世紀初俄羅斯最偉大的思想家和作家。他的作品和思想對后世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托爾斯泰一生都在不斷地追求精神上的完善,盡管各個時期具體的目標并不相同,正所謂“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在少年時代,他喪失了宗教信仰,卻仍然有一種相信完善的模糊信念。在青年時代,他信仰詩的意義和生命的發展,盡管不久就開始懷疑這種信仰,卻仍然過著十分愜意的放蕩生活,并醉心于寫作。人到中年,他的信仰轉為相信人類和社會進步,然而后來他在巴黎看到執行死刑的場面,還有跟他關系最好的哥哥之死,對這一信仰產生巨大沖擊。結婚后有較長一段時間家庭生活十分幸福,他也就中斷了對生命總目的的探究,以單純追求家庭最大幸福代替了對進步的信仰。在這之后托爾斯泰的精神世界面臨極大危機,他痛感自己生命毫無意義,時時刻刻想著用自殺來了結這一生。他試圖通過探求人類知識來獲得對生命意義問題的解答,結果是一無所獲。他又希望在生活中尋找生命問題的答案,結果也讓他失望。到后來他因皈依宗教而獲救;他認為自己的生命沒有任何意義,只有宗教信仰才能賦予它意義。同時他又注意到宗教中真理與謬誤同在。他想做的是把宗教教義中的真理和謬誤明晰地區分開來,盡管這樣做難度很大,讓他戰戰兢兢,心懷恐懼。托爾斯泰認為基督教的全部教義就在于讓一個人清楚自己的位置;如果他不清楚自己的位置,無論怎樣追求自己的幸福都不會有結果。一個人并不是自己生命的主人,他只是上帝的仆人,應該履行自己對上帝的義務,這就是他的位置。一旦清楚了自己的位置,他就自然會順從上帝的意志,承認人人平等,愛所有的人,己所欲施于人,去遵守種種道德規則,這樣也就有了真正的幸福。托爾斯泰早期熱心慈善事業,常常施舍給窮人金錢,卻發現這樣做反而會遭他們的敵視或仇恨,在施舍時越是表現出關心就越遭人恨。而且他深深感受到無法接近這些城市里的窮人。后來在一位農民的啟發下,他認識到,自己的行為實際上不是在真正的行善和幫助窮人,而是借此避免他們的干擾和打攪。富人們之所以無法接近窮人,是因為在兩者之間有一堵墻,這堵墻就是富人們用自己的財富造成的所謂清潔衛生和教養等等。為了幫助這些窮人,他和其他富人必須首先推倒這堵墻,也就是把窮人領回自己的家,同自己一起生活。托爾斯泰一生都在鍥而不舍地追求自身完善,敢于直面現實,敢于否棄昨日的我,毫不自欺,是一個真正坦誠對待自己和這個世界的人。

      托爾斯泰談到他的愛情、婚姻以及對婦女的看法。他認為,愛情跟宗教一樣,是一種純潔崇高的感情。愛情在其誕生之初是完全純潔和崇高的,以后的現實才會毀壞它的天真無邪。他一生中有過多次愛情體驗,其中最重要的是對埃賽尼耶娃的愛,當時他幾乎成了她的未婚夫,兩人已經到了談婚論嫁的地步。從給她的信來看,托爾斯泰是十分認真的,他說:“我們的目的不僅僅是享受愛情,我們還要共同生活一輩子,共同承擔婚姻賦予的義務,為此必須加強自己的修養,讓自己作一些改變。”托爾斯泰年輕時有過一段放縱自己的生活經歷,包括沉迷于卑下的情欲、與人通奸等等,這里談不上有什么真正的愛情。不過即使在這一時期,他仍然具有一種在污泥濁水中追求純潔的愿望。托爾斯泰的婚姻生活較為復雜。一方面,他和妻子是真心相愛,而且這一愛情持續的時間也是長久的;另一方面,兩人的理想信念不盡相同,彼此在心靈的溝通上有著一些障礙,從而影響到兩人的關系和婚后的生活,由此造成托爾斯泰內心的矛盾以及他和妻子之間的沖突,有時甚至十分激烈。他在婚后不久的日記中寫道:“我同妻子的關系很好。但有時我擔心她由于年輕而對我心中許多東西既不理解也不喜歡,為了我而壓制自己的許多想法,并不自覺地把這種犧牲算在我的賬上。”甚至就連日記本身也起了很大變化:“我變成了一個謹小慎微、無足輕重的人。自從跟我所愛的女人結婚后,我就成了這樣的人。這個本子里寫的東西幾乎全是不真實的、虛假的。只要想到她隨時可能在我身后看我寫的東西,我就無法真實地寫下去。”到了生命的最后時刻,由于無法忍受妻子的狀態和作為,托爾斯泰選擇了秘密離家出走,三天后患上肺炎,又過一星期后去世。他的婚姻生活可以說是一場悲劇,正如他在最后的日記中所說:“我處在十分可笑的矛盾狀態之中:一方面我能夠創造出最為深刻和有意義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花費更多時間去跟一個女人斗氣。”托爾斯泰認為,人們結婚的目的是產生后代,而生育孩子是婦女的天性,也是她們主要的工作。他堅決反對婦女為了談情說愛、舒適閑散、文化修養和社會交際等等而把生育視為令人討厭之事,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才生下孩子;認為婦女作為母親,放在首位的事情就是給孩子喂奶,洗衣做飯,教育孩子,陪孩子睡覺,跟他們說話等等。正是這些知道自己職責的婦女,養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造成了社會的風氣,由此把握了把人們從種種罪惡中拯救出來的最高權力。托爾斯泰的觀點對于我們深入探究兩性在社會上的合理分工是有啟發意義的。

      托爾斯泰一生都在探究人生的奧秘。他認為,由于死亡會降臨到我們每個人身上,而我們的所有功績到最后都會化為烏有,人生的意義不在于我們肉體的存在,也不在于我們的建功立業,而在于時時刻刻去做那個讓我們來到這個世界的力量要求我們做的事情,就是效力于天國,讓人類在真理的基礎上盡可能地聯合起來。一個人的生命有兩個方面:作為動物人他把生命指向自身的幸福,而作為理性人則指出這一幸福之不可能,它指示的通往幸福之路就是愛。一個人可以獲得的最大幸福和自由,是否棄自我和愛他人。我們的生命在于讓自己的動物性服從于理性規律,從而獲得真正的幸福。在談到身體與生命的關系時,托爾斯泰指出,我們可以利用身體這一生活條件,但不能把它當成生活的目的;不否棄身體,但否棄身體的幸福,不再把身體當成生命,這就是一個人為了他的幸福生活所應該做的。托爾斯泰還談到體力勞動在一個人生活中的重要意義。他認為,為了獲得生活資料而同大自然作斗爭,這是人類最為重要的職責,因為這是生命的法則,如果不這樣做就會在肉體和精神上遭到毀滅。如果一個人單獨生活,他放棄這個最重要的職責,馬上就會遭到毀滅生命的懲罰。如果他自己放棄這一職責,同時卻強迫他人以毀滅生命為代價來為他履行這一職責,那么他生活的合理性就被徹底破壞。只有履行這一職責,他才能讓自己種種肉體和精神需要獲得滿足。吃、穿、愛自己和家人,這是肉體需要的滿足;讓他人也能做到這些,這是精神需要的滿足。人的其它活動,只有在滿足這些需要時才是合理合法的。他還把一個人一天的時間劃分為4個時段,交替進行重體力勞動、手工勞動、腦力勞動和與人交往的活動,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消除我們社會中的錯誤分工,同時建立起不會破壞人們幸福的正確分工。

      托爾斯泰的政治態度十分明確,就是反對一切暴力。他既反對政府的暴力,也反對對抗政府的革命者的暴力。不過他認為,首先要反對的是政府的暴力,因為它在程度上要比后者嚴重得多,在種類上也比后者多得多;再就是它的目的是保持現狀,而后者是為了變革;而且后者是它的產物,沒有政府的暴力也就不會有反對政府的暴力。因此,在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被革命者暗殺后,托爾斯泰特別致信新沙皇亞歷山大三世,希望他以德報怨,寬恕那些殺害父親的兇手,賞給他們一些錢,并把他們送到美洲某地,同時發表上諭,在開頭處寫道:“我告訴你們,要愛自己的敵人。”這樣做才能真正平息革命者的斗爭。托爾斯泰認為,要想讓人們不遭受惡劣的社會制度的傷害,只有一種方法,就是禁止暴力,禁止個人暴力,禁止對暴力的任何宣揚和辯護。這種方法還符合當代每個人的道德原則。人們往往會問,如果沒有政府,也就是沒有暴力,他們怎么能生存呢?托爾斯泰指出,實際上這話應該反過來問:人是有理性的動物,如果他們不把理性的和諧放在首位,而是把暴力視為自己生活的內涵,他們怎么能夠生存呢?他還指出,迄今為止,所有試圖用暴力來消滅政府的做法,都不過是用一個新政府來代替舊政府,而這個新政府往往要比舊政府更加殘酷。在當代,人民不是直接被暴力征服,而是被欺騙所征服,因此只有揭露那種可以讓少數人對大多數人實施暴力的欺騙,才可能消滅暴力。只要人民不再順從政府,就不會有稅收、剝奪土地、壓迫、兵役和戰爭。由于托爾斯泰的這種政治態度,他多次遭到政府的迫害。1862年7月6日,憲兵和政府官員搜查了托爾斯泰的莊園,并逮捕了他的幾位客人,他們是大學生和社區的教師,當時托爾斯泰不在莊園。為此托爾斯泰特別致信給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抗議對自己的迫害。1896年,俄羅斯內政部官員搜查了女醫生赫倫思科的家并把她逮捕入獄,其罪名是傳播托爾斯泰的著作。為此托爾斯泰致信給內政部長,強烈抗議這種行徑,并提出,如果政府一定要用這種方法來對付托爾斯泰宣揚自己思想的活動,那只應該對付他一個人,而不應該殃及無辜,因為只有他才是政府所謂惡行的根源。他還聲明,他將會把這種政府所謂的惡行進行到底,直到死亡,因為它是上帝的意旨。由此表達他堅持自己政治主張的堅定立場。托爾斯泰反對暴力的思想有其合理內核,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挖掘。

      通過詳盡而深刻的分析,托爾斯泰指出,當代俄羅斯社會存在著奴隸制度。他說:“在當代,奴隸不僅是指所有的那些工廠的工人,還指幾乎所有的農民。這些農民在他人的土地上干活,把收獲的所得交到他人的糧倉里,或者即使耕種自己的土地,也得償還銀行難以計數的債務和利息。此外那些聽差、廚子、女仆、妓女、雜工、車夫、澡堂工、跑堂等等也是奴隸,他們終其一生都在干著違反其本性的勞動。”托爾斯泰分析了這些人被奴役的三個原因:缺乏土地、繳納賦稅和養成習慣性的需要。他認為,在所有存在金錢的社會,金錢之所以用于交換,僅僅在于充當暴力的工具,為暴力服務,也就是為奴役他人服務。他指出,法律是當代奴隸制度的根本原因;現在人們制訂的法律是不準使用他人的土地、必須繳納賦稅、不得享用他人的私有財產,從而有了當代的奴隸制度。法律就是那些掌握著有組織的暴力者所制訂的規則,不按此規則行事的人就要受到毆打、失去自由甚至被處以死刑。他還指出,在當代社會,奴役他人、占有他人勞動是通過所有權而得到實現的,所有權是萬惡之源;那種生產三要素之說是不能成立的,這種學說是把勞動者的不自然狀態說成是自然狀態,為現實存在的罪惡進行辯護,因此無法正確解釋任何現實的經濟現象。托爾斯泰指出,人奴役人的方式有三種:以剝奪人的生命相威脅;以饑餓即剝奪糧食相威脅;以賦稅即剝奪人們所有生活必需品相威脅。這三種方式并不互相排斥,而是結合在一起實現對人們的奴役。托爾斯泰分析說,人們之所以甘愿被奴役而不思反抗,是因為受到暗示或催眠的影響,也就是以為那些以國家名義干的種種暴行并不是簡單的不道德行為,而是一個被稱為國家的神圣之物的表現,而人們離開了它便不能生存,因此永遠無法離它而去。而現代科學是維護當代奴隸制度的,所起的就是這種暗示或催眠劑的作用:像神學、維護現行制度的哲學、歷史學和政治經濟學這一類科學,其主要工作是論證現有生活秩序的合理性,并認為任何企圖改變這一生活秩序的做法都是非法和徒勞的;另一類科學即實驗科學,包括數學、天文學、化學、物理學、植物學等,其主要工作是研究那些跟人類生活沒有直接關系的古怪離奇的東西,其應用只是有利于上等階層的生活。托爾斯泰對于當代奴隸制度的種種分析可謂一針見血,揭示了掩蓋在現代文明外衣下的剝削和壓迫的本質。

      托爾斯泰極為關注自己祖國和人民的命運,終其一生不斷地探索俄羅斯民族的解救之道。他明確表示,俄羅斯不能走西方民族的老路,也就是與政權斗爭,讓它更多地轉移到人民手中。他認為這條路并沒有讓西方民族達到自己的目的,并沒有避免它們希望躲過的災難。俄羅斯民族應該選擇的解救之道說起來也很簡單,就是既不承認也不服從任何一種暴力政權。托爾斯泰反駁了那種“沒有政府的社會生活是不可能的”觀點;指出政府活動并不能防止人們犯罪,反而會降低社會道德水平,讓犯罪人數大增;只有承認上帝的法規,人們才可能從人的法規中解放出來。他還反駁了那種“不服從政府、返回農耕生活就會毀掉我們已經取得的工業成果”的說法,指出這樣做只會毀掉那些不僅對人類無用而且有害的東西,讓那些不勞而獲者難以生存,同時可以讓人們激發出力量來采用和改進那些新的有益的技術,使得農民的勞動重負得以減輕,生活得到改善。托爾斯泰還分析了基督教世界發生變革最直接的兩個外因:一個是進行毫無意義并導致毀滅的軍備和戰爭,另一個是剝奪人民的土地權;這一變革之所以開始于俄羅斯,是因為基督教精神對于俄羅斯人民的影響要比其它地方大得多,同時大多數俄羅斯人都在從事農耕勞動。托爾斯泰還分析了日俄戰爭中日本人的勝利和俄羅斯革命運動的意義。日本人的勝利對于基督教民族最重要的意義表明,各基督教民族的力量不在于軍事,而應該按照基督教學說來生活,通過協作和愛,而不是通過暴力,來讓人們獲得最大的幸福。在俄羅斯開始的革命的意義,不是確定所得稅等稅收,不是讓教會與國家分離或者由國家接管公共設施,不是組織選舉和讓人民參加政權,不是成立普選的民主共和國,而是要求實際上的自由,而這不可能依靠街壘戰斗、依靠殺人、依靠任何新的暴力機構來實現,只能通過不再服從人的意志而得到實現。托爾斯泰還分別給中國的辜鴻銘和張慶桐回過信,談到中國人的解救之道。他認為中國人應該像俄羅斯人那樣,首先,不服從現行政權,但也不像改良派所說的那樣去仿效西方,制訂憲法,用君主政體或共和政體來代替現行政體,因為這樣做會落入跟西方民族一樣的災難境況之中;其次,過一種和平農耕生活,容忍可能遭受的暴力,不以暴抗暴,不參加任何暴力活動。這樣,中國人就有可能從歐洲人的搶掠中獲得解放,因為歐洲民族對中國的侵占和搶掠,都是源于存在一個中國政府,如果這個政府不存在了,它們就沒有任何理由借口國際關系問題來實施其暴行。

      托爾斯泰對歷史觀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他指出,歷史學首先應該回答的問題是“推動各個民族前進的力量是什么”。現代歷史學對此有三種回答:一種認為是那些英雄人物或統治者的權力;另一種認為是各種不同力量互相作用的結果;第三種認為是文化或智力活動。然而后兩種回答仍然把權力放在最重要的地位。這就有必要搞清楚權力的實質。托爾斯泰認為,權力是一個歷史人物跟其他人之間的關系;在這種關系中,他對正在進行的集體活動發表的意見、言語和辯護越多,直接參加的行動就越少。從精神層面上說,權力是引發事件的原因;從物質層面上說,服從權力的人是形成事件的原因。沒有物質活動,精神活動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引起事件的原因是兩者的結合,或者換句話說,原因這一概念對于歷史學所考察的對象并不適用。各個民族的運動不是由于權力引起的,也不是由于智力活動引起的,甚至也不是由于兩者的結合引起的;它們是由所有參加事件的人們的活動引起的,而這些人總是這樣聯合在一起的:直接參加事件最多的人,承擔的責任最小;直接參加事件最少的人,承擔的責任最大。托爾斯泰深入探討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自由與必然的關系。整個人類歷史過程都會遇到人的意志自由問題。許多歷史學家觀點的模糊和矛盾,都是由于這一問題得不到解決。如果每個人的意志都是自由的,也就是說,可以隨心所欲地行動,那么整個人類歷史就成了一連串互相沒有聯系的偶然事件了;反過來說,如果存在著哪怕是一個支配整個人類行動的必然法則,這種自由意志就不可能存在,因為任何人的意志都要服從這一法則。托爾斯泰認為,人的每一個行動都是自由與必然的一定結合。在任何一個行動中,我們都可以看到一定的自由和一定的必然,而且自由越多,必然性就越少;必然性越多,自由就越少。盡管自由和必然的多或少要視考察行動時的觀點而定,這兩者的關系總是成反比的。然而無論是哪一種情況,我們都無法想象出某一行動是完全自由的或完全必然的。當我們把兩種不同的認識來源分割開來時,就得出了互相排斥和無法理解的自由和必然這兩種概念;只有把它們結合在一起,才可能得出關于人類生活的明確概念。在歷史學中,我們把已知的東西稱為必然性法則;把未知的東西稱為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只是我們對人類生活法則中那些未知東西的一種稱呼而已。托爾斯泰對于歷史有其獨到的見解,十分深刻,可以給予我們許多啟迪。

      與歷史觀相聯系,托爾斯泰還深入探討了戰爭問題。他認為,我們是無法知曉戰爭真正原因的,因為任何一場戰爭的原因都是多不勝數,盡管每個原因或每一系列原因單獨地予以考察時似乎都很正確,然而與事件的重大程度相比,又顯得微不足道,并不足以引發這一事件,因此是不正確的,不是真正的原因。在他看來,人們通常認為在戰爭中起決定作用的是統帥,這一看法是錯誤的;任何人都無法預料到戰爭的后果,以1812年俄法之戰為例,拿破侖也好,亞歷山大一世也好,更不用說其他某個戰爭的參加者,都不可能對其歷史后果有任何預料。在這次戰爭中,拿破侖發動博羅季諾戰役和庫圖佐夫應戰,都是身不由己的,也沒有任何意義,然而后來的歷史學家卻把它說成是這兩個統帥有預見性和天才的表現。實際上,他們不過是歷史的工具,而且是所有的歷史工具中最不自由、最身不由己的工具。托爾斯泰以博羅季諾戰役為例,說明戰爭并不是按照統帥的命令進行的;在整個戰斗過程中,真正發號施令的并不是拿破侖,因為他的命令沒有一條是被執行了的,而且他也無法知道戰斗進行時的情況。實際情況是,統帥的意志總是被士兵群眾所支配。在托爾斯泰看來,在任何時候都沒有比人們進行你死我活的搏斗時更為自由,難以計數的自由力量影響著整個戰爭的趨勢,而這一趨勢從來都是不可預測的,也從來不會跟任何一種力量的趨勢相一致。托爾斯泰還對此次戰爭中最高統帥的行為作了評價,其看法與通常的評價正好相反。托爾斯泰充分肯定了俄軍統帥庫圖佐夫在戰爭中的作用,認為庫圖佐夫是唯一理解博羅季諾戰役意義的人;在法軍整個退卻期間,只有他一個人堅決主張不進行無益的戰斗,不發動新的戰役,俄軍不跨過邊境作戰;他對人民擁有十分強烈而純真的感情,在居于總司令的高位之后不是去屠殺和殘害人們,而是竭盡全力同情和拯救他們;他樸實謙和,因此才是真正的偉大,完全不同于那種歷史虛構的統治人民的歐洲英雄。至于拿破侖和亞歷山大一世,托爾斯泰認為,完全沒有必要從這兩人的性格中去找他們獨特的天才,也不必把他們看成跟其他人有什么不同;同時也不必用偶然的機會來解釋促使他們行為改變的那些細小的事情,因為這些小事是必然要發生的。所謂的機會和天才并不代表現實生活中的任何東西,只是表明我們對現象還不是很了解;只要不局限于目前容易理解的目的,承認最終的目的是我們無法理解的,我們就能看到那些歷史人物一生遭遇的連續性和合理性,并看到其不符合人類本性的行為之原因,因此也就沒有必要使用機會和天才這兩個詞語了。托爾斯泰本人參加過戰爭,負過傷,體驗過死亡的威脅,他的有關論述是真正懂得戰爭的人才可能講出來的,具有極高的思想價值。

      托爾斯泰有著自己十分明確的文學藝術觀。在他看來,一部好的文藝作品應該具備三個條件:一、在內容上,作者對于事物具有正確的也就是道德的態度;二、在形式上是優美的,也就是作者能夠清晰地表達自己的意思;三、作者對于所描述的事物具有真誠的愛憎之情。簡而言之,也就是必須具有“善、美、真”的特點。他也是據此來評判那些文藝人士的作品的。例如他一反人們公認的評價,對英國著名戲劇作家莎士比亞的作品持否定態度,認為它們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藝術品。其理由是,從內容上看,莎士比亞作品體現了一種庸俗低下的世界觀;在形式上除了個別場景外,沒有任何合情合理的地方,人物沒有自己的語言,也就是缺乏分寸感;從作者態度上看,其作品都是矯揉造作的,作者不是認真的,而是在逢場作戲。與此相反,他對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德國作家伯倫茨的作品《農民》大加贊賞,稱之為真正的藝術品,因為它滿足了一部優秀作品應該具備的三個條件。托爾斯泰對莫泊桑的評價也是依據這一標準。他認為總的來說,莫泊桑的作品具備后兩個條件,而缺乏第一個條件。因此,對于莫泊桑的長篇小說,除了《一生》外,都是持否定的看法;而對于莫泊桑的若干短篇小說,則持肯定的態度,因為它們激發作者的道德感,體現了其道德觀念的發展。他對屠格涅夫的評價也是持同樣的標準。托爾斯泰認為,藝術不是某種神秘觀念、美或上帝的表現,不是人們為消耗多余精力的游戲,不是令人愉悅的東西作用的結果,也不是一種享樂,而是人們互相交往的手段,它把他們相同的感情聯系在一起,從而邁向幸福之路。因此他反對那種“藝術可以不被人民大眾所理解”的說法,認為好的藝術品總是可以被人們所理解的,而有無感染力是區別真假藝術和衡量藝術價值的標準。據此他對名噪一時的德國音樂家瓦格納的作品持否定態度,認為其作品并不是真正的音樂,而只是音樂的模仿品,只是一些音符堆積在一起,并不能對聽眾的情感產生作用。就托爾斯泰本人的文學活動而言,他是實踐了自己的文藝觀,以“善、美、真”的完美結合來要求自己,創作了許多不朽的傳世之作。讀他的小說,給人的感受就像是在讀生活本身;盡管跟書中的人物在時代背景、生活環境、社會地位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讀者卻能產生十分強烈的共鳴。許多年前讀過高爾基關于托爾斯泰的回憶錄,其中有一句話的大意是:托爾斯泰在他心目中就像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正所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讀托爾斯泰也有同樣的感受。

      托爾斯泰是一位多產的作家,其作品十分豐富,本書從他的大量作品中選譯了那些最能反映其生活和思想的內容,分為九大主題編排而成,希望能夠滿足讀者的需要。

      本書臨近殺青時,我的父親在家中安詳辭世。讓我感到十分慶幸的是,父親去世前的十多天時間里,我一直守候在他身邊,能夠盡一點做兒子的孝道。此書完稿之日正值父親95歲誕辰,謹以此書作為對老人家的深切紀念。

      黃忠晶

      農歷甲午年9月21日于無錫靜泊齋

      本文標題:托爾斯泰自述(編譯者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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